大桥的故事
来源: [公路局] 浏览次数: 发布时间: 2017-09-12 字体大小： 大 中 小-
大桥的故事
福安公路分局退休职工（高级工程师）孙玉山
我参加过许多大桥的建造，每一座桥都有它的故事，但我只想写一点关于赛岐大桥的故事，因为赛岐大桥出了许多事故，便有许多故事。加上社会有许多的传说，更使它披上一些神秘的色彩。
赛岐大桥就修建在赛岐镇的赛江上。赛岐镇位于福安境内三条主要河流交汇处的三江口，从三江口往下便称白马河，仅三十公里就进入三都沃港湾，因此三江口每天要受海潮的影响。赛岐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货运量居全省第三位，所以赛岐镇曾被誉为闽东小香港。
原104国道经赛岐镇是用轮渡运送汽车过江的。104国道在渡改桥建设中，赛岐是全线最后一个渡口，于是赛岐的渡改桥成为我省交通建设的重点项目；但赛岐大桥的立项审批，在交通部被搁置未获批准，理由是赛岐大桥已经在1970年获批并建造完成。
事实是赛岐大桥被张冠李戴了。过程大概是这样的：文革期间地方的建设项目，由于三结合政权由军方主导，所以要听军方的意见。赛岐大桥的位置选择从军事的角度看，需要隐蔽以求安全，于是就确定在往上游三公里处的后太搞一座，再往上七公里处的黄沙搞一座，但上报项目仍然叫赛岐大桥，并没有在交通部出现过后太大桥和黄沙大桥。于是出现了上述审批的尴尬情况。其实军方的这种用军事角度去考虑值得商榷，3-7公里从高空看应该没有多大的区别。但它却明显避开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难题，因为从当时实际情况要在赛岐建一座跨江，实际也是跨海的大桥，无论是技术水平和机械设备都有很大问题，算是歪打正着。
鉴于104国道的交通状况，交通部也不得不再一次批准赛岐大桥立项重建。立项后大桥的选址、水文调查、地质勘探等紧张进行着，为尽快给设计单位提供设计资料开展前期工作。但由于资金有限和时间仓促的关系，所提供的基础资料比较粗糙，这给日后的设计质量和施工难度埋下隐患。
根据前期的调查和勘探，对赛岐大桥的修建提出了两大难题：一是桥位的潮差高达7.2米；二是地质状况极其复杂，施工难度全国罕见。这对于大桥的设计方案提出挑战。省交通厅、公路局最终把大桥的设计任务交给铁道部兰州第一规划设计院来做，福建省的交通和科研部门参与方案的制定，并为具体设计提供参考意见。
兰州设计院面对赛岐大桥这种特殊的水文和地质条件，设计也是独具匠心，对上部结构采用T构悬拼来完成预应力混凝土箱梁的吊装，并在跨中对接，然后转化成多跨的连续箱梁体，再与桥头小跨径的简支梁组合成全桥的上部结构。桥的下部主要是根据潮汐河段桥梁深水基础的现状进行综合考虑，突破一桥一型的传统模式，而是根据复杂地质情况采用一墩一型特殊方案，其中有大开挖基础、有沉井基础、有灌注桩基础、有沉井加灌注桩基础。基本上把所有有关桥梁的基础形成都用上。这就使得施工过程中增加复杂性和技术难度，也要使机械设备加大投入。这就是国家交通部对这一座规模不大，但又特别关注的原因。由于施工存在着风险度高，一些技术还不成熟，需要探讨如何突破，所以对大桥的总体质量要求是合格工程。
为了大桥工程能按时完成并能达到合格要求，省交通厅、省公路局在我省首次引进国际通用的工程监理制度，并引用多国使用的丹麦条款作为赛岐大桥的监理文件。抽调我省著名的工程师张庆达等八人成立工程监理组。名单公布后，正在做前期的筹备工作。我是在一次思想斗争后，决定申请加入监理团队的。张庆达是我省公路桥梁界的权威，也是我的良师益友，他对我参加监理工作十分高兴，他说：“既然已经确定你负责现场，我就不插手了，你放手去干。”我对这个工程的老前辈对我信任和支持十分感激。
张庆达之所以闻名省内外源于他的技术水平、源于他管理的精细、源于他的铁面无私、源于他的清廉简朴、源于他火爆的脾气，还源于他有一段足球生涯的传奇。据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他曾是上海足球队的主力兼教练，他的球队就等同于国家球队，凭他那种敬业精神、严苛的态度和顽强的作风，他的球队在国内已经所向无敌。居于当时的国情，足球不可能得到重视。我有时看着他在工地上那种指挥的风采会有一种强烈的想象：如果他是站在足球场上，他肯定是指挥着一支足球铁军，中国的足球事业一定早早地跻身于世界足球强国的行列，不致于今天成为国人的伤痛。他到达退休年龄拒绝单位的延聘，退休后谢绝所有的高薪聘请。我去看过他，也劝过他，他说：“世风日下，眼不见心不烦。”他生活简朴，家中除了电视机和一张沙发，几乎空荡荡。他每天除了户外运动、回家看新闻、观看所有国内外的足球赛事，可见他的足球之心永不泯灭。
赛岐大桥桥位的确定，据说引起当地百姓的议论，许多人反映大桥桥位所定的位置处在“石牛群”上，破坏赛岐的风水。根据赛岐的地方志中记载，赛岐镇古代称石牛镇，就是依据传说中江中石牛群而得名的。江中石牛几乎是世代赛岐人心中的神牛，它是赛岐百姓安居乐业的守护神。大家希望大桥不要压在神牛身上，但大桥的选址非常困难，没有更好的比较方案，在政府的大力宣传和主导之下，为迎接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，大桥的桥位终于确定下来。
当我进驻工地时，施工单位已经做好前期工作，并进入场地预制和搭设水下基础的施工平台。由于自己是第一次接触大工程项目，所以说是带着空心脑壳进去，首要任务应该是学习，抓紧熟悉施工程序和技术知识。对于具体监理工作的开展，当时省内外无经验可取，只好自作聪明。根据工程管理的三大目标，也就是监理监控的三大任务，我把它作一番剖析：政府重点抓进度，施工方重点抓成本，那么监理应把重点放在质量上，这之间肯定会发生冲突和碰撞。指挥部代表政府，本意是支持建设单位也就是业主、监理又是业主聘请的是代表业主，但按照国际惯例它属第三方，现在变成两不像，许多人称“四不象”，但我已在自己的脑海中形成一个管理框架，确定“树权威控局面”的思路，用“恩威并重”为手段开展工作。恩就是尽力帮助施工单位解决技术难题、管理问题、现场遇到的困难，并为他们降低成本出主意；威是发现质量问题不留情面严肃处理。我曾借助新闻媒体施加压力，撤换过经理，处罚过工程师都属省内首次。有人戏称我动用了“核武器”来树立权威。用自己的影响力促进施工单位建立自行监督的管理体系，从而减轻了监理工作压力。随后我进入了监理和服务并行，与他们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。这就是我能顺利完成赛岐大桥监理工作的经验之一。
赛岐大桥在施工过程，尤其是水下基础出现许多设计方案无法实施的情况，于是需要设计变更。作为设计单位他们不高兴有太多的变更，不单是工作麻烦，更主要的是变更多了说明设计失败，单位业绩会受影响，设计人员也是一样。因此，就会产生许多矛盾，原来的三角关系便变成四角关系，局面就更复杂了。即使设计单位同意变更，先派人到现场，开会讨论形成方案，再回兰州设计，工地要等设计文件下来，时间耽误是个大问题。于是吵闹成为几家开会的常态。其中监理方相对超脱一些，于是我采取主动以个人交情接近设计方，并取得效果。对于工地存在许多急需变更的情况，我建议较小的变更是否可以由现场提方案，然后经设计方签认实施，设计院的老总认为可行。后来由于设计方对我的高度信任，主动提出一些小变更可以由我现场拍板实施，之后由设计方再补签认可，这给大桥施工带来了很大的方便。所以我体会到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当事双方或多方互相间的沟通、互相尊重对方、理解对方、互相配合非常重要，这是我的经验之二。
在大桥的施工中由于技术因素，由于施工因素，由于自然因素多方面原因发生过许多事故，也由于行政干预造成重大事故。前面提到过的政府会比较注重进度，他们制定了一个时间目标，要在1990年国庆之前完工通车，向国庆献礼。施工单位受到指挥部的压力，要求在大桥接线路基加快填土速度。接线在桥台背后的填土高度是七米，地面下软土淤泥层是14米，按设计要求，填土应分批分层填筑，到一定高程要等待沉降稳定后再后续加填，再等待沉降稳定后，再进行填高，这是一个分阶段推进的过程。对于一次性连续推进的方案，施工方与我商量，我表示反对，但工程主管的主任与我商讨说：“桥头接线的这片土地都是早先的水泥构件的预制场地，有一米多厚的硬层，应该是稳定的，能承受路基的压力，是不是可以考虑我们的方案。”我说：“风险太大，我不能同意。”第二天指挥部的总指挥张局长找我，满面笑容看着我，我知道他的来意，我故意说：“我要方便一下，你先坐我等一会儿来。”张局长是地区交通局的局长，原先是福安县一个主管农业的副县长，为人忠厚、为官清廉、为偏僻乡村搞过许多乡村公路，得到广泛好评，可能也因有此经历才调去地区主管交通。我绕了一小圈思考一下回来坐在张总指挥的面前，他先递给我一杯茶，然后笑着说：“孙工，跟你商量一下，接线路基要加快进度，我已经与施工单位研究过了，大家一致认为可以一次性分层辗压施工，不然我交不了差。”我说：“这违反施工技术要求，设计文件也重点交代过，我不能同意。”张总有点急：“不要这样吧，路我也修过不少，我有这个把握，出事我负责。”他拍了拍自己的胸部。我半开玩笑说：“张总，真出了事，你完全可以说自己是搞行政、不懂技术，我不是死定啦。”他说：“不会，不会，老张不是那种人，就当作没有请示过你，你也不知道，是我们指挥的，责任百分之百我包了。”
路基接线工程如火如荼展开了，夜以继日，几天后便填筑到设计标高，张总在现场高兴且得意，笑着对我说：“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，没有什么问题，今天是星期六，你放心回家休息两天。”我心想也许真的能过关，但心里还是有些不放心。下午我回城关，正在吃晚饭，单位办公室有人在叫我接电话，我心里便有一种不安的感觉，嘴里念着千万不要出事，千万不要出事，快步上二楼办公室，一接到电话是张总的声音：“孙工，你听我说，先别着急……”他用力咳嗽几声，我知道是出事了，他接着说：“路基垮塌了，你要下来，见面再说。”我匆忙拦了一辆过路车赶到工地，一看整个工地就象遭遇八级大地震，七米多高的路基沉没下去变成2米多高的土丘，桥台被推倒，两侧的农田鼓起两个大土包，远处的两排工棚歪斜倾倒。现场的工人说，下午六点钟左右，他们正在准备吃饭，突然听到一声闷雷般的响声，地面猛然一震，工棚就歪倒了，大家吓坏了，便一起往外奔跑，还好没人伤亡。事情很清楚，预制场的硬壳层在路基堆筑至设计标高时，已处于临界状态，当它无法再承受上面强大荷载时突然断裂，造成路基冲击性的沉降，巨大的侧向力推倒桥台和工棚。张总站在现场发呆，看到我便说：“所有的责任我负，所有的责任我负。”我平静地说：“现在不讲这个，要马上给省厅省局报告。”他说：“已经报告过了，明天下午省里的领导和专家都会到。”我看他苦笑一下，有点可怜相，知道这个时候压力有多大。
第二天领导专家都到了，开会解决问题，张总作了自我检查，但省里没有追究什么人的意思，因为赛岐大桥的施工本来就带有科研实验性，主要是出现问题从技术上讨论解决。也就这次事故搞一个专门课题，研究探讨在软土地基淤泥地带修筑高填路基的技术方案。我后来以这个课题写了一篇学术论文，于1992年受省公路局指派出席在杭州市召开的学术年会，在会上被推选为大会发言材料。
从这一次的事故中我庆幸自己当时能对原则性的问题坚持到底，这种坚持不但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负责，也是对自己的负责，说俗一点就是保护自己。关键处要懂得保护自己，这就是我的经验三。
其实要说影响工程进度的关键是水下的深水基础，尤其是8#墩，该墩的结构是沉井加灌注桩。沉井是二公司自己预制并浮运到墩位下沉安装，井下的灌注桩则发包给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）南昌勘测工程公司承担。由于这个公司的施工队选择了不适合8#墩地质情况的施工机械和施工方法，致使在穿透沉井的底部，遇到突出钢筋的干扰而受阻，而我们为他提供的参考建议不被接受，其顽固态度令人难以理解，主要是不肯放下架子，自以为是坚持错误的施工方法，使预定的工期拖后三个多月。那个跑遍内陆饱经风霜的总工，既忠厚又倔强，既可气又可笑。有一次我们到福州开会，住在西湖宾馆一个晚上二十元，他反复说着：“一个晚上二十元太贵了，太贵了。”我住在他的隔壁房间，晚饭后我想叫他一起上街走走，他还在念叨：“二十元太贵了。”我觉得有点烦：“这二十元又不是你自己出，你简直是个乡巴佬。”他说：“不，我不想上街，我就要呆在房间里，降低时间成本。”我只好不理睬他自己上街去，觉得这个人不可理喻，心想一个工地给你拖这么久，为什么不去计算时间成本，却去计较二十元钱住宿费的时间成本，可笑至极。哎，天下之人无奇不有，就这种人倒是很难从记忆中消失。
由于8#墩的施工拖延了整整四个月，又没有可行的改进措施，我只好通知他们退场，当时二公司和省厅还有想给他们留点情面，在我坚持下将他们清退。取替他们是厦门一个小队伍，他们常在近海施工，熟悉情况，施工得法，很快就完成施工任务。所以说对队伍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环节。这应该是我的经验体会之四了。
也就是由于这个8#墩施工受阻，导致赛岐百姓盛传说大桥做在牛背上，常在深夜听到牛叫的声音，牛背已经受伤，现在神牛发威，桥墩做不下去，又恰遇桥旁民房有一个青年人突然死亡，造成一些群众要求大桥的桥墩必须移位。大桥的水下工程已经接近过半，怎么有可能移位呢。但又该如何平息事态成为一大难题。宣传、教育、反对迷信是政府的手段，也是一种用压制平息事态的方法，但难予让百姓心服口服。我想是不是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进行妥协解决，于是有一种构想在脑子里产生。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，大桥完工后，最好在桥头有一座雕塑，内容要体现一种精神，又能与当地的历史文化相结合，于是联想到牛，牛的精神最可贵，赛岐镇古代称为石牛镇，多好的结合。这一次群众闹事，却提供一个好机会。我去找指挥部的指挥们商量，我说：“你们对群众这种说教和压制不是好办法，我有一个建议可以试一试。”他们说：“有什么好主意快说。”我说：“现在我们县委、县政府不是在搞造福工程吗？盖好房子请船民上岸居住。我想我们也可以把江中的神牛请上岸来，不要老泡在水中。”他们说：“你说怎么样请？”我说：“我想我们可以在桥头搞一组群牛雕塑，把江中的神牛请上来就位，这样牛不在江中，石牛镇的历史又有了传承，大桥又得到美化，此不是一举多得、皆大欢喜。”大家互相看一看，林副指挥说：“这倒是好主意，就不知道群众会不会接受。明天我们就去召集群众代表商量这件事。”
第二天林副指挥来找我，远远就喊着：“好事，你的主意群众同意了，但雕塑的方案要经过他们同意才行。”我说：“我有一个朋友叫郑楚雄是闽东首屈一指的雕塑家，请他搞几个方案让大家讨论，不过钱的问题你们要去省里要。”他说：“这个没有问题，我跟张总一起去，肯定能搞到。”
我回到城关，找到楚雄说明来意，他说手头正忙着要过一段时候，我跟他说这件事很急，是一件大事，他答应急事急办，他想了想说：“我只好晚上加班，一个礼拜，搞3-4组方案，下星期六直接送到工地。”郑楚雄如期交货，先到我的住处，商定我们要推荐的方案，然后把四组方案送到指挥部。指挥部经过讨论最终同意我们的推荐方案。最后林副指挥说：“我们说的都不能算，关键是明天群众代表意见，他们不同意，我们拍不了板。”
第二天下午指挥部召集了十几位群众代表对方案进行讨论，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议论，场面嘈杂混乱，我把推荐方案进行解说：“牛的精神是无私奉献，我们的时代正需要这种精神，这组雕塑体现牛的肌肉和动态，奋力向前，很有力度……”。我还没有说完就有人说：“我们赛岐人祖祖辈辈干体力活已经够辛苦了，现在还要看着牛整天使劲，太劳累、太辛苦，我不同意这个方案。”接下来也有许多人不同意。第二方案议论一会儿也被否决，第三方案有人赞成有人反对。我想，一件艺术品叫一大堆不懂欣赏的人来讨论，那真的叫“难”；要找到一个统一认识的意见更是一件痛苦的事。楚雄把备用的第四组雕塑拿出来给大家看，居然得到多数代表的认可，有人说：“这才像牛，也没有那么辛苦的样子。”明显这一组雕塑完全用写真手法，三只牛闲散在草地上。有群众代表说：“我看就用这个方案，但是那一头母牛必须躺来不动，那么公牛和小牛就不会跑掉，另外要加两头小牛，表示多子多福。”难得能统一在一个方案上，指挥部多数也都听群众的，他们主要是为了解决问题。对于艺术的讨论实在也没有立足之地了。我说：“既然大家都赞成这个方案也是好事，不过要加两头小牛，一是太杂不好看，二是现在都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，我们也要跟形势，要有一点政治含金量，还是搞三头，一公一母一小，这样好安排，不要太复杂。”大家沉默一会儿，林副指挥带头说：“我看很好，你们看怎样？”我看他有一点带恳求的样子，于是有几个代表说：“好吧，就这样子，也不要太为难人家了。”事情就这样通过了，我对楚雄说：“就这个方案优化一下。”我对林副指挥说：“包括桥头绿化美化大概要14万元，你们抓紧去弄。”
在一个多方参与的群体中，你想办成一件事，除了有主张、有智慧，你还得有耐心、善沟通，更需要有妥协，这算是我的经验体会之五。
大约过了四、五天张总指挥来找我说:“去要钱没要到还挨了一顿骂。”我说：“你们要去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，我们要商量一下，带去一种说法。你们是怎么说的？”他说：“我跟老林去了，向厅长们反映群众因迷信闹事，所以要搞一个雕塑，话还没说完被厅长大骂一通说，群众搞迷信，你们不宣传、不教育，还想支持他们，简直是胡闹，先去把工程做好；你们看你们赛岐大桥出的事还少吗？还有心思搞七七八八的。我们等于是被赶出办公室的。”我听后觉得十分好笑，我说：“张总，你也是官场上的老江湖了，怎么会说出这样没水平的话，活该。”他说：“不然怎么说？”我说：“这样吧，我帮你写一份请示报告，以你们指挥部正式文件上报，不过不要寄，你自己再跑一趟面呈办公室主任，然后再找厅长，脸皮要厚点，死磨硬赖，被砍头也没关系，为赛岐人民牺牲也是光荣的。”他想了想笑起来说：“去就去，死猪不怕开水烫”。我立即帮他拟个稿，把雕塑的文化内涵、现实意义、桥头美化的必要性，以及群众的要求一并阐述，交给张总回去打印。三天后张总从福州打电话给我说：“孙工，事办成了，明天回去带一点好东西请你吃。”
经过紧张的现场操作，群牛组雕也顺利完成了，大家很满意，于是当地百姓在大桥的江边举行一场非常隆重的仪式，恭请江中的神牛上岸，不知道是民俗还是迷信，程序纷繁复杂，现场威严庄重，信众热情虔诚，香烛供品遍地，整个赛岐像过节一样，鞭炮声持续不断。
几年后赛岐镇把原先的水泥雕塑按原样改成石雕。现在人们经过赛岐，可以在104国道赛岐镇三叉口的环岛中看到这组雕塑。
这里还可以讲一段小插曲。指挥部先前想在雕塑的台座上题字，并请了福安的文化人开一个讨论会，大家也都出了很多主意，但也是很难统一，后来我说自己有一想法，只题一个字，就是“犇”字，理由是雕塑是三头牛，这个字由三牛组成，很形象，字面的含义也不错，大家都说是好主意，有群众代表问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，我说是奔跑的意思，立刻遭到反对，一个年长的激动地说：“我们就怕牛跑掉，不行，不行”。讨论到最后只好统一在：“安定祥和”四个字。指挥部还派了专人到北京请曾志同志书写。曾志当时是中顾委委员，是陶铸的夫人，二人曾是闽东苏区的领导人。
赛岐大桥作为省重点工程，受到国家交通部、省政府和宁德地区领导的关心和支持。交通部王展意副部长两次到现场了解情况并指示说：“赛岐大桥目前是全国施工难度最大的桥梁工程，主要是水文和地质条件特殊、水深和潮差都是全国第一，地质特别复杂，要好好总结，对今后我国沿海深水造桥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。”
根据部长的指示，促使我撰写了《潮汐河段桥梁深水基础的设计与施工》的论文，并受省公路局指派出席1991年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的华东地区学术年会，作为重点论文在大会上宣读。
当时的省长王兆国副委员长到施工现场视察过。
习近平总书记是当时的地委书记曾到工地了解情况，慰问施工人员。习近平对我和施工单位主任说：“工程质量一定要保证。”
经过三年的努力，赛岐大桥终于完成全部主要的工程项目，进入桥面铺装，在大家都认为已经万无一失，刚把紧张的心情放下的时候，又有一场意外事故发生，差一点全功尽弃。
赛岐大桥位于赛岐港区的上游，不影响港区船舶的进出，按设计要求桥孔下允许200吨以下的小船通过，200吨以上的船只禁止通行。1991年4月24日下午正涨潮的时候，一艘上千吨的辽宁省丹东市的空货轮由于没有锚固好，随海潮水流漂至桥下，船的桅杆被折断，烟囱刚好顶住桥面箱梁底部，整艘船被卡在桥孔下，涌动的潮水使船猛烈的晃动，船的烟囱不断撞击桥梁的腹部，造成桥梁不规则的震动。当时我就在现场，我希望船体能在晃动中摆脱困境，在紧张的期待中，我跑到靠船的桥边，对船上的船老大喊：“加大马力，把船往下游移动。”船老大说已经采取措施了，但没办法。后来鸣笛呼救，在六艘拖船的帮助下仍然无法摆脱困境。我非常清楚，如果船没法脱身，随着潮水的上涨，船的浮力将迅速加大，烟囱对桥梁的顶力也就加大，最大时可达数百吨，超过桥梁的承受能力，尤其桥梁的设计是不考虑腹部向上的推力的，也就是桥梁不能承受船的顶推力，因此有可能导致桥断倒塌。情势十分危急，这两个敌对的物体，两种对抗的力量是无法共存的，只能弃船保桥，我再一次对船老大喊话：“大桥可能要倒塌，你们必须采取沉船措施。”船老大说：“我没有办法沉船”。这时候突然一声巨响，大桥猛烈地抖动一下，我明白了，是预应力钢索超负荷断裂，接着又有一声巨响，一阵震动，险情在加大，我再次对船老大喊话，几乎是在给他下达命令：“你必须炸船”，他无可奈何回答：“我没有办法炸船”。说完进入船仓，好像要与大船共存亡。慌乱中我叫大桥施工队：“你们快想办法去帮他们炸船”。有人往桥头跑去，也不知是不是去执行我的命令。这时赛岐港监的港监船开过来了。桥上已响起第五次响声，我指挥桥上的人员全部撤离，我知道我是不能撤离，我必须见证桥毁的过程，但我从桥跨当中移位到桥墩之上，这时桥头两端的江岸上站满了围观的群众，大家也都怀着惊恐的心情在看着江中两只巨大的“怪兽”在搏斗。又是两声巨响，我想即使大桥不倒也已经是伤筋动骨了。就在第七次响声过后，由于潮水的流速加快造成船体大幅度倾斜，在一个大浪的冲击下船体滑出，船很快被港监船拖走。
桥虽然没倒，但已经被严重损伤，指挥部通过港监扣船等待处理，情况上报给省厅省局，桥面的施工也只好暂停。第三天上级领导和一行专家又一次来到现场，通过现场的观察，除了桥腹底下有大片刮痕没有发现其他表象，在会上我把当天现场的经过情况作了汇报，并肯定连续箱梁的主索断了七根，桥梁结构和承载能力将受到严重影响。有的专家提出是否是断索还难下结论，我坚持说：“也有可能是锚固头脱落，但无论是断索还是锚头脱落结果都是一样，该索不再受力了。”会议主要是听汇报，多数人不发表意见，只是私下里议论着，各种想法都有。两天后，辽宁省交通厅一个副厅长带队来协商处理，最后商定委托第三方科研机构对大桥进行力学检测。后来是省交通科研所和福州大学联合对该桥进行系列加载测试。检测结果是大桥仍然满足设计要求，说明当初设计部门对该桥的安全系数有大幅度提高。谢天谢地，如果不能满足设计要求，该如何是好，不敢想像。
大桥完工后在进行初验时，一位资深的老专家感叹说：“赛岐大桥该出的问题都出了，不该出的问题也都出了，想不到的问题也出了，真是多灾多难。”
大桥正式验收后，质量达优良，我终于兑现了自己的承诺。在我宣读“赛岐大桥监理报告”后，有位专家笑着对我说：“你这份监理报告据我所知，应该是全国最长的工程监理报告。”我说：“赛岐大桥那么复杂，内容那么多，事故又那么多，要写的东西太多了，都要有说明有交代”。交通厅总验收组组长陈总说：“我看孙工这份监理报告可以说是一篇报告文学。”我还真不知是夸奖还是取笑，反正无所谓。
在大桥正式通车的庆典现场，省局书记面对大桥对我说：“一辈子能参加这样一座大桥的建设也够了。”对于这一句话，我有点摸不透他的意思，大概是对这座具有特殊性的大桥有一种特别的感慨，或许包涵着对我工作有肯定的成份。回想一下，还真的不容易，好像经历过一场宏大的战役，此生难忘。
大桥桥头的石牌上“赛岐大桥”四个字是当时的叶飞副委员长书写的。叶飞是开国上将，解放后担任福建省省委书记，文革后当过交通部部长，他原是闽东苏区的主要领导人。
时间过去许多年，民间还有一些关于大桥的传说，赛岐大桥的故事还在。
（声明：由于时间较久远，有些记忆较模糊